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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慢就业”现象体现了其就业压力的持续增加，同时也是青年就业意愿的多元表达。那么，“慢”究竟表达了青年怎样的压力困境及应对策略，又如何影响青年职业韧性的发展？对问题的深度厘析有助于青年工作的针对性设计?；诙?8位慢就业青年的质性访谈发现，青年就业之困主要表现为职业角色的自我重塑之困、社会关系嵌入迷茫之困及数字技术发展的不确定之困。青年就业之“慢”表达了其以间隔年自我赋权的健康策略、反复备考以规避风险的?；げ呗院桶踩刈晕彝怂醯纳娌呗浴Ｕ攵浴奥鸵怠鼻嗄甑闹耙等托蕴嵘赏üせ罴彝プ试匆栽銮棵庖?、调节职业理想以提升适应及重建人力资本以获得补偿三种路径共同建构。

关键词：慢就业青年；应对策略；职业韧性

一、引言与综述

从学校到职场的顺利衔接是社会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然而近年来高校学生“慢就业”现象却日益凸显，这种社会化的内在需求与外在回避的现实悖论引发学者热议，且相关数据不断见诸媒体。如我国高校毕业生已从2014年的727万人增长为2024年的1179万人[1]，大学生毕业直接就业意向比例从2014年的85.1%下降至2023年的67.5%，慢就业现象则从1.4%上升为10.8%[2]。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自2018年至2022年，大学生毕业半年后仍未就业所占比例从14.2%升至20.3%，可见“慢”已经成为青年就业进程中的显著特征。数据的呈现一方面表现为青年就业压力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体现了青年就业意愿的多元表达，“有业不就”、“非好不就”、体制偏好等现象日益凸显，且这一矛盾现象在“95后”“00后”毕业生中越发明显并不断发展强化。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00万，职位最高竞争比高达35721[3]，而慢就业比例升至19.1%（不包含继续学习比例6.5%，智联招聘调查数据）。这种就业形态的变化反映了青年就业观念和就业环境的变化，青年等待就业、挑选职业、创业试业、变换职业等意味着青年的就业认知已经不再急不可待。然而，“慢”的背后并不都是理想从容，更多是充满焦虑压迫和被动无奈。青年就业之“慢”也显示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发展瓶颈，现实层面中仍存在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积极性与主动性匮乏，导致用人单位人才难觅和青年就业“万人独木”的现实悖论，从长远来看不仅影响青年发展，甚至可能给整体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24届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部署中强调，要将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将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业形势的严峻已经成为共识，且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作用下，就业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必然趋势。就业难不仅体现在就业率，更难在就业满意度，满意度的驱使与就业竞争的白热促使个体和家庭不断提升升学偏好[4]，因为不升学可能意味着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有学者基于就业意向的强弱和自主性的高低，指出大学生就业取向分化为开创型、保守型、顺应型和从众型[5]，后面三种类型均可能导致慢就业的结果。为区分不同“慢”之背后机理，学者将慢就业现象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其中积极慢就业的学生是由于尚未确立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而推迟就业。相比之下，消极慢就业则涉及学生以游学或照看家人为名暂不进入职业领域，实则是对职场竞争的规避甚至需要啃老生活[6]。无论怎样分类，学者们大多认为慢就业会延缓青年就业进程，任其发展将影响青年择业观念与态度，甚至延缓青年社会化进程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亟须治理的问题。就业形态的变化有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对“慢就业”的原因有从宏观层面的经济环境[7]、社会变迁[8]、教育内卷等进行解析[9]，也有从微观方面如青年价值取向[10][11]、就业能力[12]、就业观念心态等进行解释[13]，或构建大学生求职拖延的影响因素模型以综合分析[14]。原因的分析旨在服务于干预引导的路径设计，目前学者们指出的治理路径主要包括提高就业质量与就业服务精准度、加强制度设计、强化高校主体责任、培养学生正确就业观、端正其社会认知并积极投身实践等[15][16][17]。

逐渐显现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但已有研究更多从整体范畴分析青年就业取向和趋势，鲜见对于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刻剖析。目前成果中对青年慢就业分析的理论框架主要有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职业搜寻理论、后物质主义理论等。美国学者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将人视为一种可投资和管理的资本形式，并可根据人力市场动态变化适时调整管理策略，以实现长期的资本增值[18][19]。而筛选理论则认为教育充当的筛选机制帮助雇主区分求职者的能力差异，并将他们分配到相应的职位[20]。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解释了文凭在劳动力市场发挥的作用，然而教育扩张导致文凭的通货膨胀，面对文凭贬值，人们的直接回应是增加教育投入获得更高级文凭，教育竞争内卷现象出现[21]，具体表现为青年升学意愿的不断增强。就青年选择策略而言，职业搜寻理论认为，慢就业并非青年及其家庭影响下的理性决策，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就业主体并不能立即找到预期的工作岗位，因此求职者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搜集劳动市场信息，并通过多次尝试才可能找到满意职位，这一不断调适的过程导致慢就业，且慢就业持续时间越长，边际成本越会大幅上升而边际收益递减。但实际上，众多学生的慢就业现象并非源于职业搜寻，而是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持续投资的方式，为更高层次的深造或争取特定的职业机会做准备，如考公考编。这种择业取向的变化究竟是竞争背景下的理性选择还是人的需要本身发生了变化？后物质主义理论指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代际更迭，即以往以经济保障和人身安全为核心、强调物质需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已逐渐演变为更加重视归属感、个人成长、生活品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22]。青年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实践者[23]，他们的工作动机已由物质追求转向工作趣味性，就业选择中更关注自我感受及职业理想，同时对薪酬待遇有刚性要求[24]，但对社会地位和意义等外在因素关注较少。

不同理论视角的分析为青年慢就业提供了各异的解释路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个体能动性是其社会实践中不可忽视的决定性要素，抗逆力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青年“慢”之意蕴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鼓媪κ侵魈逵肫渌肪车幕ザ芰?，此间主体及其环境的资源禀赋建构了其抗逆力的策略模式和独特过程?？鼓媪砺奂偕枇巳说闹鞴勰芏?，关注个体与所处环境动态交互中能动性的抗逆力作用，强调个体在困境中的适应性发展。从抗逆力理论来看，青年慢就业可能是其在特定风险压力下的策略性选择，正如亨特（Hunter）在抗逆力层次策略模型中将困境中的应对策略区分为生存策略、保护策略和健康策略，不同策略的选择是抗逆力不同状态下持续作用的结果，三者虽在抗逆功能和社会适应中具有不同的适应状态，但均体现了风险与保护性因素的交互博弈。青年有其独特的成长历程，且其生活方式已在数字技术参与下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助力其在就业压力下的积极应对，抑或促成了压力下的被动逃避，仍需深入思考与讨论。可见从抗逆力视角对慢就业机制进行分析，能够为慢就业现象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模式，为青年健康发展的助力决策提供依据。为此，笔者于2024年10月至11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18位具有慢就业特征的青年进行深度访谈（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约为50分钟），并对其在社交平台的动态内容进行在线观察以形成文中实证资料来源。

二、青年就业之“慢”的困境解析

风险困境是抗逆力的研究前提，对青年就业之“慢”的困境把握有助于对抗逆力机制的科学建构。青年就业困境形成于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时代背景，受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外部制约，同时伴随着人的工作价值观念和人的基本需要的转变，既是青年社会化发展的现实挑战，也是青年脱困策略的生成基础。

1.职业角色自我重塑之困

青年择业过程同时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过程，是从学生身份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重要阶段。青年职业角色对其自我意识的重塑需要立足于现实经验的获得，而青年的择业成败则为其提供了角色意识偏向，此间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交互作用构筑了青年就业价值策略的选择，也塑造着青年的就业偏好。青年就业价值的积极变化体现为就业观念趋向理性和多元化，灵活就业选择增多，创业意识显著增强。消极变化同样凸显，如“慢就业”和新型“啃老”日趋显著，“慢升学”“慢考公”等愈加普遍[25]。同时“家庭欢迎乖孩子，工作要靠铁饭碗”的社会导向客观上禁锢了青年的择业自由，促成了青年丰满理想遭遇残酷现实的客观结果，这种缺乏自主能动性的就业现实造就了青年自我重塑的现实困境。

“你说我有多喜欢公务员这个职业吧，其实也没有，只是我觉得这个职业相对轻松一点罢了?！保↙T）“面试了很多，一些是因为自身条件不符合，还有一些是因为自己的要求比较高，就要留在西安，而且不想那么累，不出差，不加班，想正常八小时下班休息，有双休，工资还行的。”（HL）“找过一些工作，感觉都跟我的未来发展目标有一定差距……还是想进高校，所以就一直考博（否则不满足资格）?！保╓YR）

自我意识涉及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及与外界关系的认识，它是构成人格不可或缺的要素，充当着行为的指令官。从访谈结果来看，青年职业角色发展的自我重塑之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我认识之困。如DN在教师资格考试、特岗考试，小学老师、销售甚至保安面试中连续失败后，认为工作与自我理想各种不符，甚至认为“每一次的努力都只是徒劳”，从而在深刻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中在家待业。二是自我体验之困。青年就业失败与择业不满的情绪体验促使青年对工作的意义产生怀疑。“我觉得工作的唯一意义就是让人感觉到不开心。找工作不开心，工作了也不会开心”（LT）。当理想自我遭遇现实束缚，职业角色的不良体验成为青年自我意识重塑的另一重困境。三是自我控制之困。青年消极的自我认知和体验使其在“慢”之现实中对于自我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做的内容无法形成能动结论，导致自我行为的设计和指导缺失，陷入单一目标循环的自我控制困境，从而感叹“只能一直考下去”，甚至在习得性无助的心理防御中得出“想要得到一个东西的方法就是放弃”（ZSY）的能动悖论。

2.社会关系嵌入迷茫之困

“我就是我”的身份同一性发展需要青年在就业择业中重新审视自我概念，而青年的自我建构不仅包括了个体自我的成分，还包括了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建构，它们共同构成了青年自我认知的参照体系和自我展演的互动网络。当青年无法顺应社会时间秩序，也即难以获得职业个体的身份认同时，其因职业发展而提供的社会关系嵌入则陷入迷茫困境，个体的自由独立也被暂时搁置。毕竟每个独立的个体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性存在中才能守得住自身，才能获得真实的自由和恰当的生活。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去哪里?！保―YB）“我是一个不知道如何选择的人，如果别人帮我把选择做好了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听，我觉得我比较缺乏勇气吧，不太喜欢尝试，也不敢创新……”（LT）“缺乏深入的职业分析和自我认知，无法明确自身条件和内心意愿与岗位的匹配度，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听话（遵从他人建议）。”（WSY）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部分[26]。青年就业之慢不仅制约了其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变革，同时限制了青年的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嵌入的困境可能带来青年同一性发展的?；?。个体同一性包括了内在自我与公众自我。内在自我指个体内在独特性的自我感觉，公众自我则包括个体扮演的诸多角色及他人对自我的期待，如个体成长中受社会团体结构的影响，重要他人的期待会导致其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产生不同的决定。同一性发展中个体需要完成内在自我与公众自我的协同发展，而协同的不良结果则被埃里克森定义为同一性延缓或同一性迟滞。同一性延缓是指个体因过早获得了未经探索的目标或价值取向，并因此排斥其自我同一性的其他可能性发展，如DYB与LT都将父母的职业建议接受为自我的职业目标。同一性迟滞则出现在个体择业?；?，此时的个体尚未形成明确的职业目标，还处于职业探索和尝试体验的过程中，并期望这一过程能确定自我职业价值和目标，进而引导未来生活，体验型慢就业和频繁换业的慢就业青年均属于这一类型。

3.数字时代就业市场的不确定之困

后现代社会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造就了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和就业机会紧缩的社会事实，这种作用于青年个体的外部限制使青年难以获得职业发展的稳定预期，引发深刻的不安全感，促使青年职业价值志向转向对安全稳定的“编制崇拜”[27]。加之数字劳动的工作节奏对青年身心健康的损耗，致使青年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转轨于以时间延长换取职业机会的就业动机[28]，这满足了青年群体在风险社会寻求安定的心理需求，同时也强化了劳动力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错位。

“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吃香了?！保―YB）“现在就业环境很严峻，外企、私企工作压力都特别大，基本上处于一个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状态，竞争压力也比较大。我受不了末位淘汰制，特别抗拒这种竞争，随时都得卷，精神紧绷着……也没有休息的时间。”（LT）“不是我们不努力，真的感觉吃上了时代的黑利，有的工作着公司倒闭了，有的在试用期的最后一个月被辞了……而公务员岗位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福利待遇，铁饭碗有面子嘛?！保╓SY）

不确定性指根据已有信息进行预测的准确程度。伴随数字时代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不确定性激增成为青年就业择业的重要特征[29]，如员工随时面临的裁撤风险，数字劳动者处于全天候随时待命的窘境等。不确定性工作原指非正式经济部门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态，用以描述收入相对较低、缺乏职业认同和职业前景、劳动保障不足的不稳定就业者，现在多用于随着经济波动而缺乏社会保障的职业类型。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使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变得不稳定，新型不稳定工作的类别和数量也不断增加，多向度、高异质性、不确定性成为新型工作特征，对传统工作价值观提出挑战。挑战之下的个体要么适应?；⒋娴牟蝗范ㄐ苑缦眨丛诓蝗范ㄐ岳Ь持醒扒笙喽匀范?，但文化适应的滞后性特点使人处于深度的不确定性之中[30]，从而使不论何种顺应之道均增加了个体职业脆弱性风险。不确定性的应对需要客观知识结构和特定情景把握的视域融合，这是青年实践智慧的生成基础，同时也是职业韧性生成的实践基础。

三、青年慢就业的抗逆力调节策略

青年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及其环境禀赋的独特特征建构了青年独有的适应性策略，而其策略的选择源自青年保护性资源的支持保障、青年主体的能动性建构及其现实实践的经验反馈。慢就业青年抗逆力策略对其就业压力的适应起着不同调节作用，策略背后同时体现出青年高职业期待和低职业韧性的矛盾特征[31]。

1.健康策略：间隔年的自我赋权

间隔年意指个体职业轨迹中的暂停时间，一般以3～24个月为限，其受到大家关注源自背包旅行、数字游牧等概念的出现，突出表现为青年世界范围内的旅行或志愿义工等。间隔年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生命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提升专业能力、丰富社会阅历、调整优化生命历程进阶等方面。从抗逆力视角来看，青年通过身体的流动实现对原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时也是个体对时间冲突的能动应对，反映个体利用时间资源、应对时间困境、重拾时间自主性的抗逆力特征[32]。访谈中青年以间隔年方式实践的慢就业类型主要包括志愿义工、辞职考公两类，且此类青年多表现为经济独立之后的自我探索。

“（工作了一段时间辞职考公）发现自己好像也不擅长，感觉各方面不太满意，可能工资有一点少，工作内容也不是那么喜欢……想辞就辞，说不干就不干?！保℉L）“我们现在，起码我当下的年纪，不需要背负任何的压力，没有房贷、车贷、子女，在这个你可以任性的年纪里，如果还小心翼翼地活着，挺没意思?！保ㄆ捣被灰档腖XY，感觉不舒服了就辞职）“感觉我好像一直都在学习，像是没有感情的做题机器，我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所以考研失败之后，我就想着花一段时间去真正地了解自己。”（公益支教的LHS）

青年间隔年选择受社会转型中内卷社会氛围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影响。青年需要在价值冲击中通过间隔年以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调适和思考，同时也是寻求生命发展方向、进行情感疏解及实现自我社会化的角色过渡。间隔年的赋能效应主要有三种作用路径。一是缓解生存压力。面对严峻就业形势和文化规训下的精神焦虑，青年需要通过对紧绷生活的逃离实践改变焦虑窒息的生存体验。目前此类暂停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支持，“只要开心就好”成为新型父母的子女期待。二是塑造自我认同[33]。吉登斯指出，个体自我认同是在社会互动与个体经历中不断重构的，个体通过与他人、社会及自我的交流互动形成自我认同。青年间隔年实践同时完成了个体不同阶段的身份转变和重新定位，实现了吉登斯“重新发现自我”的认同过程。三是实现自我赋权。间隔实践可通过积累文化资本以顺利完成生命历程进阶，是加速社会下对时间暴政的反抗，是青年作为能动的主体对生命历程的重置，也是“慢”之下的自我赋权。当然，作为“慢”之策略的间隔年赋权过程仍是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而且不同个体可能获得不同的能力，之后仍需承受不确定性的未来，加之家庭经济资本、情感支持等会限制青年间隔实践机会，从而对部分青年的暂停选择造成了隐性门槛而难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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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风险感知会影响其观念和行为，对于青年来说，经济增速放缓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就业风险已是客观事实，当风险意识伴随着风险厌恶引发其风险规避意识和行为时，“慢”就成为青年规避风险的可行性选择。吉登斯指出，风险具有主观建构的特点[34]，青年职业预期的不确定性就是其风险认知的主要来源。当个体无法预知自身未来状态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时，就会陷入不确定性的心理危机，此时个体倾向于选择熟悉的策略，以减少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反复备考便成为青年学生对抗不确定性风险的可行策略。

“考公像是我的使命一样，我感觉生下来就应该考公，我们整个大家庭都是公务员……”（DYB）“现在学历门槛越来越高了，很多岗位只要研究生，否则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保↙T）“觉得很多人在逃避，就像我当时其实也有点逃避心理，就是不想上班，感觉也找不到自己心仪的工作，那就直接上学去呗。”（ZY）

DYB听从家人的意见选择了自己熟悉的职业领域，并以反复备考应对就业竞争的风险压力，LT则以自己能够熟悉掌控的学习考证不断重复着就业择业的准备过程，其内在均体现了为规避风险而采取的顺应策略。认知闭合理论认为，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具有对确定性和封闭性的基本需求，这驱使个体寻求信息并急于得出明确结论，青年反复备考的顺应模式就是其寻求确定性以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青年的风险规避保护策略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一是抑制性信念主导的顺应模式。信念是个体对事件的认知方式，从动力方向上被分为促发性信念和抑制性信念。促发性信念有助于形成积极的解释风格，能增加个体选择机会以应对挑战获得成长，而抑制性信念下个体解释风格更为消极，因而可能强化困难认知并限制选择机会。当青年就业择业的不确定性心理?；⑸?，逃避惩罚动机被激活，抑制性信念占据上风，从而采取熟悉和相对安全的顺应策略规避风险，依从或从众心理作用下的慢就业策略就会主导就业选择。二是消极情绪主导的顺应模式?；樾魍俪山咏低车挠Χ孕形?，而消极情绪则更容易引发禁止系统的回避行为。社会时间安排需要青年完成高等教育之后及时升学或就业以实现社会角色的过渡，然而当青年遭遇就业择业失败而退回家庭，其担心、愧疚、窒息、焦虑、彷徨等心理体验和消极情绪往往主导了压力下的应对机制，从而引发禁止系统的顺应策略以回避挑战。如LT选择熟悉的路径以应对安全感的缺失。

3.生存策略：安全基地的自我退缩

安斯沃斯（Ainsworth）和鲍尔比（Bowlby）的依恋理论表明，儿童早期与父母建立的安全依恋能为其提供安全基地效应，从而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保护。处于就业择业期的青年虽然需要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离以发展独立自我，然而当个体向外探索受挫时，退守等自我防御机制被激活，可能会退回安全基地以实现自我保护。访谈发现，青年就业择业中的挫折情境可能会激活个体安全基地的需要，而安全基地的启动能使个体在面临威胁情境时修复消极情绪，经历更高水平的人际信任，获得短暂的自我疗愈以防止挫折之后的心理失调。

“投了简历没有收到回复，不太开心，但是收到回复让我去面试我又不想去……现在反正在家已经躺了一年半了?！保↙T）“还不如在家里待着省钱……我试图寻找答案，但每一次的努力似乎都只是徒劳，我开始害怕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害怕自己的未来会一片黑暗……我感到自己的价值被否定，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DN）

自我防御机制是个体在面对挫折或冲突时，为了维持心理平衡而采取的一系列自我保护措施，与青年现实境遇和生存方式密切相关。访谈中青年逃避性自我防御机制突出表现为以消极逃避来减轻挫折冲突中的痛苦感受。防御机制的唤起一方面反映出青年对自我价值的失望，当青年很难通过学历提升改变自身的经济和文化地位时，退回家庭可适度释放压力，同时获得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青年挫折困境后的自我修复，虽然此时的应对策略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但通过主动认输和自动缴械的姿态应对社会压力，同时也将失败责任归咎于社会，以消解正统、反对崇高的方式达到舒缓压力和自我慰藉的目的?；剐枳⒁獾氖?，家庭能为青年遭遇挫折之后提供一个自我?；ず托薷吹陌踩?，但并非所有家庭都能完成此项功能，当家庭功能不良时，其他社会关系则可能提供类似的补偿功能，如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抑或青年通过沉溺于虚拟空间以完成对外部风险的暂时隔离，这不仅是竞争压力下的自我解压，也是对强势话语体系的解构。但显然这种退避型自我?；げ呗圆⒉荒芪缁嵩媚?，也非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这正好回应了亨特抗逆力层次策略模型的发现，安全策略和保护策略虽不如健康策略能够为社会文化所接纳，但至少从当前的?；Χ远?，能够暂时起到对青年的保护作用，使个体在严重压力下不至于陷入失调。

四、青年职业韧性提升路径

职业韧性是抗逆力在职业领域内的表达，是个体应对职业逆境时自身与周围环境交互博弈的作用过程。慢就业青年职业韧性提升需要家庭资源免疫、职业理想调适和人力资本补偿的共同作用，是慢就业压力下有效顺应社会时间管理的重要途径。

1.激活家庭资源以增强免疫

访谈中发现慢就业青年的一个显著共性：家庭支持与职业选择的代际影响，尤其是教育决策。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理论认为，人们接受教育的决策是对教育活动成本收益理性计算的结果，然而慢就业青年反复备考的升学决策多源自对稳定性的追求和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回避。这可能受社会分层的不同影响，毕竟不同阶层地位的人对教育投资意愿不同，上层和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往往给予更高期望。不同阶层地位的人对竞争失败概率的预判也不同，家庭资源相对缺乏的人会预先估计自己成功概率较小而放弃竞争机会，从而减少教育投资?？杉彝プ试丛谇嗄曷鸵抵邪缪葑欧浅Ｖ匾慕巧Ａ硗?，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文化资本在家庭代际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那些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青年及其家长拥有更强的地位维持意愿，更倾向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体制资本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即父母属于体制内身份的青年得益于家长的社会关系和就业信息，往往有更强的体制内就业意愿?？杉彝プ试丛诼鸵登嗄曛耙等托苑⒄怪衅鸬搅酥匾谋；すδ?，即便在人力资本信号弱化的前提下仍旧如此。

“如果不是他们提供的经济还有情感上的支持，我恐怕坚持不了这么久?！保―YB）“现在的家长都是这样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长、健康开心就好了，他们不拖累我们，我们不拖累他们就行了。”（ZSY）“（父母帮忙联系的事业单位、企业岗位）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觉得不适合我，爸妈就鼓励我开个咖啡店（瑞幸），他们说只要我有事做就行，之后（一年后）还是想继续读书，所以申请了美国的offer?！保╖BQ）

家庭资源是青年职业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风险因素的影响提供免疫功能。卢瑟（Luthar）将?；ば砸蛩氐拿庖吖δ芟富；ば?、恒定型、增进型和反应型[35]。从访谈结果来看，良好的家庭社会资本总能发挥?；ば悦庖吖δ?，也即保护性因素（良好的家庭社会资本）的存在总能使个体适应水平高于没有?；ば砸蛩卮嬖诘淖纯觯ㄍ娑跃鸵笛沽Γ醋耘┐宓腄N就经历了更为严重的失调过程）。其间家庭社会阶层、家庭文化资本、家庭体制资本均以不同方式对青年就业择业压力起着良好的?；ば宰饔肹36]。更需注意的是，家庭社会资本的增进型免疫功能存在。增进型是指?；ば砸蛩氐拇嬖谖鼓媪κ视峁戳诵碌目赡苄?，个体面对风险后的适应水平可能得到提升，即高于风险之前的状态（如ZM和ZBQ）?？杉彝プ试醇せ钍锹鸵登嗄曛耙等托苑⒄沟闹匾；ば砸蛩?，对青年职业韧性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增进功能。

2.调节职业理想以提升适应

就业认知反映了青年职业价值取向，是青年职业理想的评价标准。李玲玲基于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正常时期学生将经济收入和个人兴趣作为择业并重的首要因素[37]。本研究中类似“就要留在西安，而且不想那么累，不出差，不加班，工资还行的”职业理想非常普遍，自我实现等目标表达仅在间隔年类慢就业中有所呈现?？杉?，青年理想表达的物质化凸显不利于职业发展中坚持性和意志力的培养。因此对青年就业认知的积极干预，有助于职业灵活性和创新性的发展，能有效发挥职业理想的抗逆力调节作用，也是青年职业韧性提升的重要途径。

“因为你可能毕业以后，通过一年的经历，终于看清了自己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对人生有了更清晰的规划?！保℉L）

与HL类似，学习新闻专业的ZM尚未毕业就获得了广播电台的图文广告宣传工作，因不满足于第三方协议和发达城市的职业理想而放弃就业机会，赴广州从事艺术品销售，同时拍短视频经营自己的视频号，后又辞职创业（女性社交平台和主题产品展览策划）。过往的工作经历转变成了创业中的社会资源，其间职业兴趣、经济收入和休闲价值都曾是ZM的择业标准，其职业理想的调节过程同步于就业择业的压力应对过程，反映了青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跃迁，也是其职业韧性发展过程。目前青年实现职业理想仍存在诸多困境，如青年职业认知清晰度不够、职业选择趋同性较高等，且网络亚文化对青年职业选择的消极影响持续存在[38]。因此需要重视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职业启蒙和引导教育，学校需加强职业生涯规划引导的实用性，为青年提供多元职业体验机会，塑造灵活创新的职业价值，促进青年就业择业中的调整、适应、复归、转向等策略生成，以恢复自身生命历程和社会时间的秩序性[39]。

3.重建人力资本以获得补偿

抗逆力的补偿功能表现为当风险压力下缺乏?；ば砸蛩厥?，个体行为预测的结果相对消极，为了达成补偿的目的，会选择发展自身能力和资源以提升逆境的应对水平。慢就业青年中深造型和反复备考型尤其体现了此类特点，青年通过不断学习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从而为就业压力下的应对提供补偿功能。然而，不断学习是否真能起到补偿效用？Becker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升个体的身心能力，进而提高未来收入预期，促进收入的增长[40]，明瑟方程同样表述了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41]。可见青年通过慢就业以更多接受教育对于未来职业发展的确是一种理性行为，能为其压力应对提供补偿功能。

“有些工作需要掌握这些技术，如果你不提前了解、学习，自然找不到工作?！保╖SZ）“感觉跟我未来的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差距……不读博进不了高校……让我学会了如果真的想做一件事情的话，要一直坚持下去。而且抗压能力也增强了很多，感觉更能调整自己心态了?！保╓YR）

人力资本是存在于劳动者自身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因素之和，而提升能力是保证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42]。慢就业青年人力资本的补偿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升学历以赢取入职资格。学历是雇主与求职者互动反馈中为克服信息不对称而使用的关键信号，求职者借此表明其内在能力，而雇主借此合理分配岗位，此间人力资本的补偿功能主要体现为求职初期的信号功能，为青年就业择业赢取入职机会和资格。二是提升技术以赢得议价机会，Becker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高个体的身心能力，进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预期。正如ZSZ所述，核心技能的提升能为青年赢得更好的议价机会，从而使青年在间接学习中将“慢”作为未来发展的教育投资，发挥以时间换机会的抗逆力补偿功能。三是磨炼意志以增强抗压能力。作为个体困境压力下的应对素质，抗逆力的发展也需要在现实实践中获得成长。标准生命历程设计对“慢”的批判效应一方面促进了青年及时就业，另一方面也磨炼了青年压力下的坚持性和意志力，反过来又增强了个体职业韧性的发展。正如WYR在访谈中提到的，反复备考的过程让他学会了坚持，学会了调整心态的能力。

五、结语

人应该在实践中成就自身，真正地占有自身，毕竟实践就是人“成人”“成己”的活动。从活生生的生活实践出发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为抗逆力机制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全新的立足基点、观察视角和思维模式，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青年就业之“慢”的策略性选择动机和抗逆力机制。从青年发展的视角来看，“慢”仍有诸多不利之处。对人的工作需将善与幸福及恰当的生活作为具体筹划的目的性元素，从而在具体情境中作出一个符合实践合理性的选择，这也是人之“成人”的实践智慧。从抗逆力发展与培育来看，针对慢就业青年的抗逆力策略和职业韧性发展均需实践工作中的干预引导，如在青年工作中引导青年从生存策略和?；げ呗韵蚪】挡呗缘幕?，并将挑战型目标的积极设计作为青年就业引导的工作重心。这不仅对压力下个体的潜能激发起到强化促进作用，也能为抗逆力的积极重组提供机会，为化解青年“慢”之困境提供有效路径。此外，仍需建构宽松包容的文化环境，为青年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多元机会，毕竟个体困境应对的经验积累是其抗逆力提升的重要契机，因此仍需基于职业韧性的视角，为青年设计灵活适用的就业政策，促进青年多元化经验的获得和累积。而就业领域的拓宽和就业文化的变迁有利于降低青年压力风险，促进青年就业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研究并未对社会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就业之“慢”进行过多着墨，只因作为个体而言，适应和应对是抗逆力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但并非意味着它们可以被忽视，毕竟面对当前人力资本信号趋弱、社会资本干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市场导向而带来的就业环境中的问题，仍需就业政策的市场导向向人本导向模式的转换，以有效维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权益[43]。

总之，抗逆力关涉人的行动世界，只能在实践中加以构造?？鼓媪Φ纳晒陶腔谑导腔鄯妒降慕峁够?，其实践中的多种元素都参与着抗逆力的构造。它依托现实的生活实践，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双重需要，需要依靠无数的“个别”事件与“个体”，来完成真正意义上抗逆力的升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生代青少年抗逆力的生成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批准号：23BKS156）的阶段性成果]

同雪莉：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靖垭：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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